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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阿富汗不和平筆記

不長不短的一年間,喀布爾確實改變了一些面貌:機場翻新過一遍,不少黃沙滾滾的道路被穿起一件柏油新衫,原本破磚礫瓦的土地上蓋起許許多多或民房、或高樓、或清真寺的建築,街道上除了依舊成堆的阿富汗男人,竟也可以看到「更多」的阿富汗女人走在路上,雖然那其中一位「神」的光芒同樣把阿富汗女人從頭至腳照耀徹底。但是,我確實感到一點點欣慰,因為不論如何,這些改變都代表著阿富汗的一些些人們已經有機會可以過上好點的生活。只是,我也知道同一時間裡,還有的是很多很多的人們仍然停留在原地,或是只能緩慢地前行,這一切也僅僅就會發生在一個轉身的視線距離之內:貧窮、暴力、歧視、恐懼和死亡,都同時在我們的背後進行著。

我悲觀又寄予希望的想,如果人類的歷史必須是走在沒有盡頭的圓圈上,我盼想走至此刻的阿富汗已然跳出連年內外戰爭的圓圈,正在轉入另一個不一樣、待發現的圈圈之中。

看見追風箏的孩子

  這一次的遠行除了如願可以舉辦和平學校,另外一項新的計畫──設立圖書館──也是重點所在,我們幾位來自阿富汗、瑞士、印尼與台灣的志工都各自募集些許書籍準備贈予圖書館之用。和平學校與圖書館的設置地點是位於阿富汗境內最為貧困、悲傷,但是是有最多綠地的省份──巴米揚
省。這裡是哈札拉人的故鄉,他們雖是阿富汗所有族群中人口數第三、第四多的族群,卻也是被其他族群最為排斥的一群人。

聽說他們是成吉思汗的子孫。成吉思汗帶著彎刀和弓箭橫掃歐亞大陸時所留下來統治此地的幾個兒孫與一群蒙古軍隊。然而,隨著成吉思汗的死亡和蒙古帝國走向衰敗,這群曾經不可一世的馬背上民族後裔,就被遺忘在這塊遙遠的土地上,而成吉思汗的鐵騎也再救不了這群子孫往後的命運。

  2000年塔利班執政時期,哈札拉族群成了塔利班大肆屠殺的對象,哈扎拉人為逃離塔利班政權的迫害,流離四散到西邊的伊朗或東邊的巴基斯坦,一直到到2004年後,塔利班被美國為首的北方聯盟軍隊用武器趕下權力舞臺,這群流落他方的哈札拉人才得以返回阿富汗。我們所在的村莊就是從那個時候才開始慢慢建立起來。村人們難掩激動地告訴我們:「所有一切重頭開始真的很辛苦,但是至少不用再住在用高牆、柵欄和帳篷搭建起來的難民營,我們不再是難民,我們已經回家了。」


和平學校@巴米揚

這次是在相當艱困的情況下舉辦和平學校,不論人力或所需資源皆得來不易且有限,所以最後只能在一處村莊舉行八天的和平學校活動。原本因為擔心人力有限會減少了村莊青少年和孩童來參與的意願,但這個擔憂在開學第一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走進學校的那一刻,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青少年和孩童們早就成群的在校園或教室等待著我們這些外國人。

然而,此處比城市更加保守的習俗將男女界線劃的格外嚴明,男生對男生,女生對女生成了學校運行的常規。年紀較小的孩童對於我們及學校是好奇的、興奮的,每一堂課不斷變換的遊戲、繪圖、勞作及簡單的英語牢牢地抓住孩童們的注意力,可以發現的更是孩子學習的能力並不會因為貧窮、哈扎拉人、性別或穆斯林等弔詭因素而亞於所謂現代化社會裡的任何一個孩子,惟一欠缺的,他們惟一欠缺的是機會。年紀較大的青少年對這一切也是好奇和興奮,但是生活的經驗和人情世故已經偷偷地幫他們塗上一層不同於孩童的單純,一抹花朵般的笑容雖然帶著燦爛,但伸展開來的更是沉重。


幾堂的勞作與繪畫讓青少年們覺得無趣,我們嚐試著帶出幾道議題與他們討論,然而他們的心思都聚焦在學習英語,因為他們看見的是:良好的英語能力可以讓他們有可能找到工作、有接觸更多資源的可能性、有能力學習更多英文書的知識以及發展可能的和平。他們不喜歡美國政府、不喜歡布希、不喜歡西方軍隊、也無餘思考西方文化或語言霸權,但他們清楚地知道,有了更多更好的英語能力就是有了更多的機會,僅管這些機會仍然渺渺。

和平學校結束的最後一晚,弦月高掛。一片空白的腦海想不起幾天來我們做了些什麼,更加不懂的是:我們究竟帶來了什麼?是和平嗎?還是破壞?我們究竟想把這裡變成什麼樣?是台北?是紐約?是所謂文明人與文明社會?這裡,這一切,都是屬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怎能如此粗暴,只因為我們自認較優越?只因為我們可以輕鬆地來去?對於這一切的問題,其實我並沒有答案,只是或許該把選擇的權利擺在他們自己手上,而不是我們的手上。

雖身處黑暗,仍期待光亮

其實有時候我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像我這樣一個小小的人物,能夠做些什麼來影響、改變或協助某些情況的改善,尤其在現在這個充滿許多不確定和困惑的世界裡,我們到底應該做些什麼?

特別是每當想起一位哈札拉青年對我們說過的話時──「我們(哈札拉人)和你們(台灣人)有很相像的臉孔,但卻有很不一樣的命運,因為你們出生在台灣,我們出生在阿富汗巴米揚。」──自己都會再度陷入幽暗的無力感之中,然後直到想起另一位哈札拉青年也跟我說過,他想要到印度學電影,然後把阿富汗、巴米揚及哈札拉人的故事拍成電影,讓世界上的其他人認識他們。而我也依舊還在等待著他的來信,告訴我說他已經到了印度;我也會想起當時隔壁鄰居的哈札拉小女孩,她總是站在遠遠的地方,用她草綠色的眼睛和羞怯的微笑看著我們。

這些圖像與記憶,常常都會成為自己悲觀時可以繼續行動及相信的力量。就像阿富汗的許多人們一樣,雖然身處在黑暗之中,仍然不放棄的期待著光亮來臨。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也有權利期待某種光明。這種光明與其說來自理論和概念,不如說來自一些男男女女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在幾乎各種環境中點燃的不確定的、忽隱忽現的、通常是微弱的燈光,它照亮了塵世的時光距離。

漢娜阿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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